我在毕马威门前丢了德勤，借USCPA之手捡回一个安

　　江湖上有个传闻——

 

　　“我进四大干三年，然后跳槽。”

 

　　为什么是三年？

 

　　为什么要跳槽？

 

　　根据四大的晋升制度，一般在第三年和第五年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。

 

　　第三年，你将从当初的“小朋友”成为一个senior——某个审计项目小队的队长。

 

　　这是从一个doer到reviewer的转变。

 

　　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，来自经理、客户和新人小朋友的三方压力。

 

　　突然想起三年来无数个加班的深夜，厚厚一沓的机票车票，体检报告上加加减减的符号，根本没什么时间看的CPA教材......

 

　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得罪。

 

　　『世界那么大，何必在审计这一棵树上吊死。』

 

　　走之前，我跟同事如是说。

 

　　揣着最后的annual bonus，我跟磨练了三年的“弼马温”说了再见。

 

　　嗯，弼马温。

 

　　第一次知道四大的时候，我把毕马威记成弼马温。

 

　　大概财会专业的学生都在大学里对四大有过憧憬，像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殿堂。

 

　　彼时，我时刻留意着四大的暑期实习项目，就连与高顿合作的一些参观活动也不放过，一心想离这殿堂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

 

　　当时的我也没有特别的偏爱，四家的秋招都投了一遍，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。

 

　　经过一轮轮的笔试、群面、经理面、Par面，来自德勤和毕马威的两封offer总算平息了我在简历关就被PWC刷掉的不甘。

 

　　那时候，手里握着这两封offer就像心里装着天下一样。

 

　　满满的，得意和骄傲都在不自觉地往外溢。

 

　　飘飘然之后，又陷入了两难境地。

 

　　只能二选一的局面，我却因为一个有趣的名字任性地选择了K记。

 

　　有一次去一家马场盘点马匹，还跟同事笑说，这回真成了那“弼马温”的孙猴子。

 

　　一个跟斗，就翻越了三年。

 

　　结结实实地休息了一个月，飞往美国的航班准时起飞了。

 

　　目的地，是南加州大学。

 

　　辞职去读书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

 

　　如果说当初一腔热血的我将四大奉为神祉，那么如今早已经浇熄得差不多了。

 

　　并不是说四大不好，若是没有这些年东奔西跑的经历，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个下定决心的我，那个受人崇拜的地方是真真切切教会了我很多的。

 

　　即便是最初那个每天跑银行收发询证函的“小朋友”，也依然心怀感激。

 

　　终于站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时候，迷茫而期待。

 

　　从干练的职场重新回到严肃的教室，的确适应了一段时间。

 

　　金融工程的课业也不是那么好应付，时常有一种开启第二人生的错觉。

 

　　借着时间地点的方便，我重新捡起了CPA的教材，只是这一回，是美国的CPA。

 

　　我不是学霸，也不爱向高难度挑战，对时常犯懒的我来说，有一张能够“横行国际”的高端证书就足矣。

 

　　证不在多，有“金”则灵。

 

　　比之工作，读起书来时间也是飞快，即将面临第二次毕业的我，终于明白，大概四大是我的劫。

 

　　在导师的推荐和USCPA的加持效果下，我也算经历重重厮杀，顺利拿到了安永纽约所咨询部门的offer。

 

　　犹记得，par面时问我：为什么你在中国KPMG工作时，没有考出中国的CPA呢？

 

　　我只淡淡回答：太难了，而且，在美国，USCPA更有用不是么。

 

　　兜兜转转，终究逃不过这四大。

 

　　只是，从国内到美国，从K记到E记，从审计到咨询，飞越了一个太平洋的距离。

 

　　现在的生活依旧忙忙碌碌，但是似乎有什么不一样了。

 

　　只是至今仍然有个问题梗在心头——

 

　　到底是为啥，始终入不了普华永道的眼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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